洪席耶不止一次強調，文學的政治性不是指作家的政治立場，也和作家對於社會議題的關心與投入無關；同時，它和一部作品是否觸及政治議題或社會掙扎也沒關係。他所指的政治性是文學以文學的身分行使政治。當然，洪席耶的「政治」不是泛指「眾人的事」，而是指建構人們共同經驗和感知的行動；而「文學」也不是泛指任何作品，而是特定的書寫實踐。於〈文學的政治性〉這篇文章裡，洪席耶指出，「以文學之名」的政治意涵在於它涉及了可見與可言說的配置，並建構出有別於日常經驗的共同世界。
何謂「以文學之名」（文學之為文學）？洪席耶說，很少文學評論者注意到文學本身的歷史性。將一種書寫定義為文學其實是很新的概念，差不多從十九世紀初才開始，但學者通常忽略了這個事實所代表的意義。有些人一面認為文學具超時空本質，一面卻絕望地將它和特定的歷史事件和趨勢扯在一塊；有些人則堅持文學的現代性在於它追求一種「不及物」的存在，即作品裡的世界和真實的外在世界扯不上關係。洪席耶認為以上兩種概念都有問題，導致以下二分的結果：要嘛文學的不及物（為藝術而藝術）和政治活動完全沒有關係；要嘛就是文學和革命志業的關係極其曖昧不明。
從沙特講起
面對以上兩個截然互異的立場，於一九四八年發表《何謂文學》的沙特（Jean-Paul Sartre）提出了折衷議論，為此他區隔了詩歌的不及物和散文的及物：「詩人……將文字當物質來使用，且對於溝通語言的政治用途毫不關心。散文作家，相較之下，將文字當作溝通的工具，並自然地投入於共同世界的建構。」但洪席耶認為，這般將文字類分兩種的見解禁不起檢驗。沙特不得不解釋以散文寫作的福樓拜為何使用文字的方式彷彿詩人，只好將這現象歸因於一八五○年代可悲的階級鬥爭，以及福樓拜年輕時的個人神經質。如此一來，沙特一會兒強調文學的自律性，一會兒卻又強調文學的他律性。其實，洪席耶認為，將文學分為兩種語言的使用方式完全站不住腳，且在實際運用上也曖昧不明。為了理解文學之為新的書寫方式，及其與政治上可感配置的關係，有必要釐清這份曖昧。
洪席耶的作法是，分析兩種對《包法利夫人》的反應。就沙特而言，這部小說代表福樓拜以貴族之姿抨擊散文語言的民主特性，因為他讓原本及物的散文變得不及物。小說裡，福樓拜描寫物件的方式是讓它們變成化石，而不是與周遭緊密聯繫的有機物。例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呈現出人與物互通氣息的境界，但《包法利夫人》裡的物件只是漠然存在的物件，彷彿無感的石頭。沙特認為，福樓拜、馬拉梅以及其他（現代主義）作家是反動的：他們看不慣社會的民主趨勢，從而希望在文學裡保有文字的純粹性，不讓文學淪為溝通的工具，彷彿文學是這些貴族作家心目中的祕密花園，而文字則是裡面的珍寶奇花。然而，在沙特看來，這私密天堂只是意味他們想將文學擁為己有罷了。對沙特而言，福樓拜反對當時的民主潮流，並希望利用文學的貴族化來自抬身價。
洪席耶指出，早在沙特之前，與福樓拜同時期的評論者已做出類似的評論，他們同樣批評福樓拜，也認為他石化了文字，但有趣的是，他們批判的出發點卻和沙特的南轅北轍。這些評論者一致同意：福樓拜的散文石化了人的行動和人的語言；而且和沙特的看法一樣，他們認為石化的效果不只涉及文學技法，還牽扯著政治意涵。不過和沙特不同的是，他們認為石化乃作者支持民主的徵兆，因為福樓拜不理會高尚和低賤題材的分別、前景和背景在等級上的差異，甚至人物與物件在分量上的輕重。就他們而言，這些特色就是福樓拜支持民粹的鐵證。誠然，洪席耶說，福樓拜沒有政治信仰，他同樣鄙視民主派和保守派，並認為作家應該拒絕對政治立場表態。然而甚至這種「政治無信仰」也被同代保守人士視為支持民主的標記，因為民主的特色就是誰都可以是民主派、反民主派或漠然派。
沙特認為福樓拜反民主而批判他，同代人卻認為福樓拜具民主傾向而批判他。洪席耶認為，重點不在於證明沙特搞錯了，說他誤將福樓拜的革新視為反動，或者是誤將自己反動的論調視為革命主張。洪席耶的意思是，保守的同代人認為福樓拜在散播「民主毒素」這個診斷比較接近事實，因為即使作家本人沒政治立場，他的書寫風格的確和當時民主潮流在底蘊上有應和之處。反觀沙特，為了賦予文學新任務，他秉持革命立場卻誤判了福樓拜、馬拉梅等人所代表的革命性意義。
我們該如何檢視新的書寫方式？洪席耶認為，檢視的過程涉及三個互相牽連的議題。首先，什麼是「不傳達意義」的書寫？其次，當我們將這種書寫視為徵兆時，該如何閱讀徵兆？最後，兩種（沙特的和同代人的）背道而馳的詮釋代表什麼意義？洪席耶認為連結這三層面—新書寫、徵兆式閱讀、兩種詮釋—有助於直搗問題的核心，讓我們一窺文學政治性的真正意涵。
新書寫，一種超然、不以傳達意義為目的的書寫，代表新的文學觀。這種文學（十九世紀後所指的文學）指的不是一般的書寫藝術，亦非文字的特定狀況，而是指文字意義的系統與事物能見度的系統之間的連結。在這之前，西方一直有一個始於亞里斯多德的系統，而新書寫所代表的就是和這個系統分道揚鑣，從而成為書寫藝術裡的現代體制。在此定義下，文學和舊系統的再現不同，和所謂「純文學」（belles lettres）也不同。文學，洪席耶指出，和沙特所說兩種語言運用方式的對立沒關係，和模擬（及物）與自我指涉（不及物）之間的對立也沒關係。新書寫的對立面是舊書寫：它們各自呈現兩種連結意義與行動的方式，兩種建構可言說與能見度之間關係的方式，以及兩種行使文字力量的方式。
我們先來看亞里斯多德這套系統：亞里斯多德認為，詩歌不是指語言的特殊運用；詩歌是指虛構，而虛構是指行動的人的模擬。在此系統裡，經過因果關係整理出的行動和日常毫無頭緒的生活是不同的。因此，詩歌裡的行動優於生活裡的流水帳，而具行動力的個體也優於那些只會呼吸的芸芸眾生。以此邏輯推演的結果，虛構的文學還可細分為模擬的各種同文類：高貴的文類模擬高貴的行動與人物；低賤的文類模擬低賤的行動與人物。同時，文類的層級制進而繁衍為套式的層級制：國王的行為舉止應符合他們的身分地位，普通老百姓的言行則該符合屬於他們的準則。洪席耶強調，以上幾點不只是學院式的規範，它們和現實生活裡的規範其實是同一回事，同樣涉及某種人（國王或百姓）的存在方式、做事的方式，以及說話的方式。
從以上討論，洪席耶說，我們可以理解為何純文學捍衛者會強烈批判以福樓拜為代表的新作家：在人物與選材上，他們罔顧層級制；在風格與題材之間，他們毫不考慮適切性。「新書寫原則，依福樓拜粗雜的說法：就是沒有所謂高貴或卑賤的題材。甚且，沒有所謂的題材，因為風格就是看待事物的絕對方式。」洪席耶說，福樓拜將風格絕對化的作法或許會讓後世解讀為無政治或貴族的姿態，然而在他那個年代，只會被視為基進的平等原則，因為它搞亂了整個舊的書寫系統。舊書寫維繫著「常態」，此「常態」使得存在的方式、做的方式和說的方式三者之間有著適切的對應，新書寫則打破了那個對應。洪席耶說，「貴族式的」風格絕對化其實順應了社會上的民主趨勢，也順應了對於舊層級制區分高貴行動與低賤生活的逆轉。這一切，和福樓拜個人的政治立場毫無關係。
文學的挑釁
洪席耶指出，一旦比較新書寫的平等、超然原則和舊體制的層級套式，不難釐清文學政治性所涉及的面向。這種政治性類似托克維爾（Tocqueville）的民主概念：所有情境的平等。但事情沒這麼簡單，洪席耶繼續解釋道，民主不只是某種社會情境，它還涉及可感的具體配置，涉及表達的特定體制，其用意在於撼動說、做、活之間的穩定關係。社會對某個階層不免有制式觀念，例如想到工人時，我們往往在未經真正理解下以為他們就是說工人的話、做工人的事、過著工人的活。但是事實果真如此？秉持平等原則，民主制度的真諦就是要挑戰說、做、活之間的穩定關係，因為穩定關係往往是「共識」或支配階層搞出來的玩意。洪席耶說，在同樣精神下，文學的「民主」挑戰了再現的層級制。
洪席耶提到十八世紀作家伏爾泰對於十七世紀悲劇家高乃依（Corneille）的觀察。伏爾泰認為高乃依的劇作之所以魅力十足是因為他的觀眾是演說家、法官、傳教師和將軍。對這些觀眾來說，言說就是行動。然而到了伏爾泰的時代，觀眾的組成變了，不過是一群年輕男女。言下之意是，伏爾泰感嘆時不我予，因為觀眾的程度變差了，從原本的菁英變成「任何人，不重要的人，無特定的受眾」。再現體制的書寫乃基於一個具體原則，即言說就是行動；也就是說，說話的人就是行動的人。同時，說話的人比沒聲音的人優越，而行動的人比觀看的人優越。舊體制裡，書寫如同說話，而書寫就像是演說者企圖提升群眾的心靈，或是將軍對軍隊慷慨激昂的訓話。
到了十九世紀，洪席耶指出，福樓拜及其同輩反而希望為那些被伏爾泰看扁的群眾書寫：一群年輕男女。文學就是這新的書寫體制，在其中作家可以是任何人，讀者可以是任何人。洪席耶將作家的字句比作「瘖啞的卵石」（mute pebbles）。之所以瘖啞，因為誠如柏拉圖形容，文字和現場的聲音比起來，宛如四處流蕩的孤兒，少了父親（言說者）的指引，或像是一粒由師父播種在徒弟心靈中的種子，留待之後發芽成長。文字是不發出聲音的言說，它不對特定人士發聲，也不知該對誰發聲或不發聲。然而它的生命很長，不像甫發聲便消逝的話語，而且賦予任何人言說的力量。洪席耶自創一個名詞，文字性（literality），意指瘖啞的文字所蘊含的性質足以顛覆慣常的可感配置，使得人們不再區分說話的人和製造噪音的人，也無法區分行動的人和懵懂度日的人。弔詭的是，福樓拜的貴族寫作風格正好和瘖啞文字的民主特性同調。
說話可以設定聽眾，文字一旦散播則不知花落誰家。洪席耶說，文學其實是為了那些「不該」閱讀的人而存在的書寫藝術，因為在文學出現之前，很多人沒有讀書識字的權利。這弔詭的情境於十九世紀時期不時是小說的題材。巴爾札克的《鄉村教士》（Le Curé de village）描寫的就是文學的民主精神：一個不該接觸文學的工匠女兒只因讀了一本故事書從此「肖想」過著原不屬於她的日子。洪席耶對這部小說有詳細的分析，於此從略。
符號與符號之間
洪席耶說，再現模式的瓦解不只意味層級制溝通的瓦解，還意味整個舊的意義體制的瓦解。在舊體制裡，意義是由一個意志傳達給另一個意志（「我」要說給「你」聽），然而新文學體制截斷了意義與意志這個連結，導致意義的生產不再是意志與意志的關係，而是符號與符號之間的關係。文學的任務之一就是呈現並辨讀「書寫」在物件上符碼與徵兆（例如對於一張桌子上的汙垢的描述），以及呈現並辨讀存在於文字肌理內的符碼與徵兆（例如作家對文字本身的觀察與實驗）。
洪席耶認為，文學的政治性涉及兩個層面、兩種重新建構感官資訊的方式。一方面，文學展現文字性的力量，即瘖啞文字的力量。這力量不只顛覆了再現系統的層級制度，還顛覆了存在、作為、說話三者之間的對應關係。一般認為，法國女作家德．斯戴爾（Madame de Staël）斯戴爾的論點並不和書寫的新技法有關，她改變的是書寫的能見度。誠如她所言，她並不想改變「純文學」（舊體制）的任何法則，而是要強調文學分類與社會分類之間若隱若現的牽扯。再來，德 "斯戴爾寫作於法國大革命期間，但她的立場既非支持革命，亦非反革命，而是第三路線：指出啟蒙運動時期的「觀念」導致革命的血腥與紊亂這個結論是錯的，因為「觀念」得以發揮作用與任何意志無關。因此，洪席耶說，文學之為行動，並不是因為它傳達了觀念或意志，也並不是用一個意志來強壓另一個意志。反而，文學的政治性來自於它對於「書寫」在物件上瘖啞符號的解讀。書寫本身是開放的，讓意義的傳達漫無邊際，作者選擇的題材則是收縮的，讓文學聚焦在關於特定事物的徵兆式解讀。兩者合起來則構成了文學政治性表裡不一的現象。據此，文學涉及兩個層面的瘖啞，一是文字本身的瘖啞，二是所描寫物件的瘖啞。
洪席耶說，文學的政治性就存在於這兩種政治的衝突：一是文字性的政治，另一是徵兆式閱讀的政治性。他的意思是，文字本身的感染力無遠弗屆，不受書寫當下的時空限制，也不受書寫者的意志限制。當我們翻開一本書時，裡面原本瘖啞的文字突然呶呶不休起來，而作為讀者，我們如何接收其中的訊息已不在作者意圖的範圍之內。然而，透過瘖啞的文字，文學要為不能為自身發聲的事物服務。因此文學主要探索的是符號與符號之間的關係，例如一張桌子與一個人的關係、一個人與一個事件的關係。在描述事物時，文學從事的就是徵兆式閱讀，過程裡，作家處理題材的方式彷彿地質學家在研究一塊岩石的肌理。
洪席耶說，很久以來，文學早已變成一部強大的自我詮釋、自我詩化的機器，將日常生活的碎屑轉換成歷史的符號，並將歷史上的任何符號轉換成詩的元素。最後，文學本身就是關於社會和歷史的詮釋；而且，因為它涉及共同世界裡能見度的重構，詮釋本身就是政治的。
在馬克思主義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裡，上層的文學、藝術乃下層的政治、經濟的產物。文學與藝術是衍生、被動的，政治與經濟才是基礎、主導的。如此金字塔模式早被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及後起之後結構主義徹底推翻。在這篇文章裡，洪席耶往前再推一步，提出更基進的假設：崛起於十九世紀的新書寫—廣義而言，即藝術的美學體制—所發揮的影響力滲透了各個領域與階層，甚至左右了社會與政治發展的路徑。它所引發的不只是美學革命，所造成的漣漪堪稱一場軟性社會革命。如此結果，沒人可以預料。
藝術很「有用」，就是不能強求；它的影響力無遠弗屆，天空才是極限，但無論如何、無論何時何地，無法預期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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