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寫於1995年的中篇〈翻譯者〉的「我」在異鄉留學,幫教授翻譯資料,在研討會充當口譯,始終懷想著一個關於翻譯者的故事:「寫我們全部都生活在一個翻譯的過程裡,不只是語言,連行為,連價值,連理想,我們都無法真確說出自己的心意。」從這句點題的自述,讀者或能連接到各篇若有似無的轉譯:在文字中翻譯文化,愛情中翻譯彼此心意,在城市間翻譯移動,在新舊地名間翻譯變遷。所有人活著,都在進行著有意無意的翻譯行為,在誤解、詮釋與過度詮釋中游移擺盪。小說家雖有意抗拒這批小說成為歷史註腳,充滿關鍵詞的小說卻仍不免在讀者眼中成為觀看過往的引導刺點──閱讀也是一種翻譯,讀者得調動思考和經驗,將內容轉換成得以收納、吸收的形態。
是以小說家稱為「青年時期結案報告」的本書,在我讀來既是漫長的告別,亦是出土的時光膠囊。各篇小說切片式保留了特定時空氛圍,其中人物並不曉得那些眼前轟轟走過的政治口號、訴求,對生活的想望,是否得以在將來兌現。隨著篇章動線,讀者目睹小說中人從理想幻夢藍圖潰退,被現實刀劍砍削,僅餘苟活。這本小說像遙遠過去投遞來的時光信,也在幫助回溯:究竟事情如何演變至此?我們又怎麼會活成這樣?於是攀爬時光逆流而上,發現追憶不可得,追悔不可得,原來想像的美好憧憬只是幻覺,純情終要結束,平庸難以抗拒。未來萎縮成世故的演算,再無法賦予人們希望。
兩位小說家接力演繹五十年,《猛暑》乍看正像銜接《翻譯者》的那個崩世光景。但《翻譯者》大量摻入政治話語、時代符號,喧譁與雜語並存,深淺刻畫複調交響的眾生相;《猛暑》則在真金不換的濃密文字裡,大量梭巡蟲魚鳥獸知識,一意抒懷,意欲寫出一座島的大夢初醒,終究是一個人的末路。我們應該慶幸,賴香吟畢竟尋繹了足供對照反思的私我生命史,而面對林俊頴預寫的神諭,或許還有一點變造的時間。
◎黃崇凱/文
──全文見於聯合報【書市觀察】翻譯者的猛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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